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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为什么需要自治公约?看“上海经验”怎么回答

摘要: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尤其需要重视自治公约的建立和践行,需要理解其发挥了哪些积极作用,产生了哪些重要影响。

2014年上海推出“1+6”文件政策,把加强基层建设、创新社会治理作为上海市工作的重点。经过五年的探索,上海基层治理工作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其中一个较为突出的经验,是在各村居普遍建立了基层自治公约体系,提升了基层治理成效。

社会治理规范除相关法律法规外,还包括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形式。其效力对所及的组织和成员个人具有约束作用,这也是治理社会公共事务的依据和遵循。基层自治公约是社区成员经过合法程序达成的治理共识,诸如社区自治章程、居民自治公约、乡规民约等都属于公约形式。在当前复杂化的基层治理问题中,若单纯依靠强制性的硬法来解决问题,既会提高治理成本,更可能出现“水土不服”、难以落实的困境。因此,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尤其需要重视自治公约的建立和践行,需要理解其发挥了哪些积极作用,产生了哪些重要影响。

自治公约是对现代治理体系的内生性完善

从历史与实践的角度看,当代中国基层治理可以追溯到传统地方治理模式中所包含的治理经验,比如强调关系、礼俗、人情、社会文化等在社会自我调控时所发挥的功能。传统基层治理并不依赖正式体制的力量,主要是依靠非正式制度力量来维护基层社会秩序的稳定。

上海基层自治公约吸收了地方传统文化资源,注重地方文化、村规民约、礼俗习惯等在基层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涌现了诸如嘉定区外冈镇“老大人”乡贤治理、奉贤区“美丽约定”等具有地方传统文化特色的自治公约。很多时候,完全的行政化管理会扼杀社会的公共活力和自治能力,法律的强制推行也不利于善治的实现。如果更多地采取基层自治公约的形式,不仅可以将强制性法律推行的不利影响降低到最小,而且也有利于逐步推动新的规范意识和法治观念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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